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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大师汤一介去世

思想史大师汤一介去世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着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着作。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抗战时期发文批达官贵人被骂「汤八蛋」

对于那一段充满激愤和忧国忧民的岁月,汤一介是难忘的,他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达官贵人们常常用汽车送孩子上学,可是在抗战困难时期,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看到那些汽车招摇过市时,我就痛骂他们王八蛋,他们就回敬我,叫我汤八蛋。」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革被打成黑帮毛以后的时代才作为思想家存在

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可断然划分为两个阶段:毛的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而在毛的时代,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汤一介不存在。换句话说,汤老是在毛以后的时代才获得了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不论是从自我意识的层面抑或是从学术成就的层面来考察,情况似乎都是如此,并无二致。

从1949至1976年,汤老没去别处,他在毛的时代整整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黑帮」白天遭受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逃避或摆脱的法子,像宋朝那位睡仙陈抟老祖,朝廷要他出来做官,他一睡就累月经年,弄得前来徵召的人难以复命。汤老就没那幺灵便了,为着一家老小的生计性命,不仅不能躺倒睡下,而且还要大大表现一番才成。那些年月,汤老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处发表了三十来篇批判文章,一是批冯友兰、吴晗等学术权威,二是批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些往圣先哲。初读汤老的坦然的自陈,你不禁要哑然失笑,你会觉得他老人家真逗,如今还说这些!许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彷彿患了集体失忆症一般从不涉及此类话题,相反,他们仔仔细细地敲打、修补一番,好歹将这段恶劣、丑陋的经历遮掩过去,大家光光鲜鲜地来个华丽转身,早又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谁愿露了当年的老底。汤老就不,他偏要把这段往事悉数抖落出来,彷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当年的所谓知识界、思想界是没有思想的,因为思想是由革命导师掌管着的,其他人至多只能对革命导师的思想进行诠释或阐扬,除此而外便无事可做;倘若有谁敢于僭越,公然标举自己的思想,那他是自找没趣,离倒霉不远了。说穿了,在当时的语境下,作为思想家的汤一介先生是不存在的,他写文章是在「代圣人立言」,压根儿就不是他自己在说,他只要听革命导师怎幺说就行了。到了毛以后的时代就不行了,这一招不灵了。「我今后听谁的?」这是一个最切近的、没法迴避的问题。于是,汤老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终于见着了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汤一介先生。是的,从此他开始思考哲学史上唯物、唯心的问题,思考文化方面中西、古今的问题,并进而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的哲学理据。

汤一介谈中国启蒙运动:主政者常用救亡压制启蒙

当代中国学术界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慾」礼教、抨击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以启蒙思潮、启蒙文化、启蒙思想等等来解释这场社会运动。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这一启蒙思想运动与后来五四运动是有关係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明代思想已具有新的启蒙特质。但是这一次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反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解,被清军入关打断。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些官员,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接受西方启蒙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试图政治改良,最终走向革命,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着作大多有了中文译本,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逐渐引入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官员,开始自觉的向西方学习,无不从西方启蒙运动中吸取思想的营养,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以求平等地位,自立于世界之林。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外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内则有两次封建专制的复辟以及强大的旧势力抵制,中国何去何从仍是留给人民的问题。

有人把新文化运动看成一场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启蒙压倒救亡,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不应该把启蒙与救亡看成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用新眼光看中国为什幺落后,本身就包含了希望中国富强的爱国内涵,正是因为有五四运动才深化了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并唤起中国人在实际行动上实践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因此,只有不断的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提高中国人自生、自立、自强的觉醒,才可以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同样,只有唤起千百万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才能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思想文化的启蒙,因此救亡和启蒙本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政者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压制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

思想史大师汤一介去世

「中西古今」之争:儒家文化以和谐的理念贡献于人类社会

我们常说,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儒学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这个冲击,使国人得到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个概念。「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希腊、印度、中国、以色列以及波斯等地区,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的终极问题,都提出独到的见解。虽然,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互相影响,但在以后两千多年中,却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新轴心时代」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古代先哲的思想智慧,不断加以温习和发掘,以影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当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作为「轴心文明」的重要一支——儒家文化,在经历西方文化100多年的冲击后,正得以复兴,并以和谐的理念贡献于人类社会。《礼记·礼运》提出「大同」的理念,实际上是儒家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实际上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係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也是追求和谐。孔子讲「和而不同」,就是说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而不能因为「不同」发生冲突。特别是《易经》中「泰和」的观念,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和谐: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这些思想和智慧,都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在这一文化转型期中,文化讨论的内容无疑是「中西古今」之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三个相互联繫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派、文化的自由主义派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派。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抟击正是推动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而这三种力量归根结底都与如何对待「传统」有关。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在不同历史情况下,它们对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人往往认为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向前发展的。

在中国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得到新的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的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任务,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如果真能如此,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取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是有特别的重大意义。

汤一介编着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和而不同》《中国儒学史》等着作。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认为「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他的建议也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已76岁的汤一介成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